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包拯，世称包公，是宋代著名政治经济改革家和清官，在历史上极有影响，在民间几乎家喻户晓。京剧唱词“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和电视剧《包青天》主题歌“开封有个包青天”，唱响国内外，影响深远。那么，包公权知开封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文予以解读，以飨读者。

一

开封府因坐落在皇宫和中央机构之南，俗称“南衙”，亦称南衙开封府或东京开封府。又因其典治京城，而号称“天府”或“京府”。北宋有3个陪京，也称“京府”。即南京（商丘）应天府、西京（洛阳）河南府和北京（大名）大名府。然而，只有东京开封府才是北宋真正的“京府”，远非其他州府可比。西夏首都兴庆府也曾一度称“开封府”，意在与宋朝抗衡，平起平坐，足见北宋开封府影响之大。

开封府是主管京城的最高行政机关，地位非常重要。如首都治安、诉讼、市政、消防、税收等，都由开封府统一管理。开封府除了管辖京城19厢134坊之外，还管辖京畿地区16个县（此指宋徽宗时期）24个镇。这16个县是开封、祥符、陈留、尉氏、雍丘（杞县）、封丘、中牟、原武（今原阳县）、延津、长垣、东明（今山东东明县）、考城（今兰考县）、扶沟、鄢陵、太康、咸平（今通许县）。其中，开封、祥符两县称为“赤县”，亦称“附廓首县”，其他14县称“畿县”。这16县如众星捧月，拱卫着首都。开封府的政务极为繁重。据宋·张舜民《画墁录》记载，“唐印文如丝发，今印文如筋，开封府、三司印文犹粗且岁易，以此可见事之繁剧也”。开封府印文磨损得十分厉害，每年换一个新印，其繁忙程度可知。

鉴于开封府地位的重要性，“京府大都，万方轨则”，朝廷有“首善京师始”的指导思想。即，善政首先在开封府实施，以开封府为榜样，逐步推向全国各地。因此，选择任命开封府长官非常慎重。“开封府牧、尹不常置，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开封府的最高长官为“尹”或“牧”，多由亲王担任，但不常设，一般只设“权知府”，由朝廷重臣担任。宋太宗、宋真宗、秦王廷美、许王元僖，都曾为开封府尹。由于太宗、真宗即位前曾任开封府尹，故后来任命大臣知开封府时，前边均加个“权”字。据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继之。秦王败，但命近属权知开封府，百余年间，非东宫亲王不去权字。意谓尹京师，祖宗曾为之，故人臣不敢居。犹唐太宗尝为尚书令，三百年之间无敢为者，虽郭尚父之勋业，亦避之也”。由此可知，权知开封府的“权”字，并不全是“临时代理”，而内含人臣“不敢潜登先王之位”的意思，即有意回避先王尹京之事。实际上，权知府大多是正式职任，很少临时派遣。宋人在称呼权知开封府时，仍习惯地称为“知府”“府尹”或“京尹”，这既是尊称，也有实际意义。

当时有一种舆论，认为朝廷的宰相和执政官“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故呼上述四职为“执政四入头”或“四入头”。意思是说，能够担任上述四项职务之一者，就是执政官的候选人，极有希望晋升为宰执。故朝廷选任开封府长官相当严格，要求也比较高，即“开封典治京邑，唯忠信谅直有辞学政事之能者，宜在此选”。首先要忠于朝廷，体谅民情，正直为官，其次要具有学识和文才，还要有处理政务的高强能力。当然，这只是朝廷选任开封府长官的要求标准，实际上选任之官员很少如此，贤能者并不多。在宋代200多位开封府长官中，只有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李纲、宗泽等数十位受人推崇，口碑较好，可谓凤毛麟角。然而，由于宋代开封府地位极其重要，又确有贤能大臣在此一展风采，故开封府名气极大，在民间有“天下第一府”之誉。

二

包拯，世称包公，字希仁，是宋代开封府尹中最著名的一位，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人称“包青天”。开封府因包拯而名震古今，包拯亦因开封府而传颂千载，可见包拯与开封府关系之密切。然而，近千年来，由于戏曲、小说及电视剧的渲染，包拯与开封府都被蒙上了极强烈的传奇色彩，真假莫辨，有必要予以考释，以正视听。

史载，朝廷任命包拯权知开封府是在嘉祐元年十二月五日。此前，朝廷政治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无德无能的守旧派宰相陈执中下台，由文彦博、富弼入相主政，庆历新政以来的新旧党争趋向缓和，原先因参加范仲淹新政而被贬的官员，陆续被召回朝廷，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吴奎为知制诰，政治空气为之一新。欧阳修上书荐举包拯、张环、王安石和吕公著，认为“此四臣者，难得之士也”，宜委以重任。欧阳修赞包拯“清节美行，著在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并说“拯以小故，弃之遐远，此议者之所惜也”，要求朝廷“亟加进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补”。包拯此时已外任4年，且因“坐失保任”之小错而降知池州。宋仁宗本来就对包拯的忠直十分赞赏，又有大臣们荐举，终于将包拯由知池州而改知江宁府，召回朝廷，委以权知开封府的重任，作为自己的股肱之臣。

关于包拯具体任职开封府的时间，由于史料记载不一，学界尚有异议，现略为考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四载，嘉祐元年十二月壬子（五日）曾公亮由“权知开封府除给事中、参知政事”；同时又载“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江宁府包拯为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可见，包拯应是接替曾公亮而权知开封府的。

但是，宋《开封府题名记》碑（现存开封博物馆）上却记为：“嘉祐二年三月龙图阁直学士权知”。此处包拯上任开封府的时间与诏命其权知开封府的时间，前后相差约3个月，这是怎么回事呢？

笔者认为，《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为朝廷诏命包拯权知开封府的年月，而《开封府题名记》碑所载是其到任年月，二者并不矛盾。只是前后时间相距过长，原因不明。然而，作为京府重地，决不会空缺3个月。据《开封府题名记》碑所记，在曾公亮离任和包拯到任之间约3个月之内，朝廷曾有两名官员权发遣开封府，即王珪“嘉祐元年十二月翰林学士权发遣”和钱明逸“嘉祐二年正月翰林侍读学士权发遣”。查包拯上任前后的十任开封知府，只有王珪和钱明逸是“权发遣”，其余八任均为“权知”，看来他们两位确是“临时代理”了，原因是包拯尚未到任。王珪任职在嘉祐元年十二月曾公亮离任之后，约一个月；钱明逸任职在嘉祐二年正月至三月，直到包拯到任，约两个月。

再者，《开封府题名记》碑为宋代开封府重要遗物，所记均为任职开封府的到任年月，只有任命而实际未到任者不在其列。如蔡襄两次任命为权知开封府，第二次未到任而改为三司使，碑上只刻记一次，完全正确。现碑上“包拯”二字，因人们慕其大名，指划日久，已磨泯而不显。据宋代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开封府尹题名起于建隆（宋太祖年号）元年居润，继而晋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独包孝肃（包拯谥号）公姓名常为人所指，指痕甚深”，与现碑情况完全相同，这就充分证明此碑确为宋代遗物和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的可靠性，理应以此碑刻为准。

另外，包拯权知开封府从嘉祐二年三月到嘉祐三年六月，实际任职约1年零3个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四载，嘉祐三年六月庚戌，“龙图阁直学士、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与包拯在题名碑上的离任时间恰相符合。同时，接替包拯权知开封府者为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接任的是包拯而不是曾公亮，也不是王珪和钱明逸，这就进一步证明包拯实际任职开封府在曾公亮、王珪、钱明逸3人之后，也更证明《开封府题名记》碑所刻包拯任职开封府的时间确凿无疑。

三

包拯任职开封府时已经58岁。他做过地方官，也做过京朝官，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然而，开封府长官并不好当，“京城素号难治”，“居者不由以迁，则由以败，而败者十常四五”。就是说，有近一半开封府尹，不仅未能从此升至宰执高位，反而丢官落职而去，原因是京城为皇亲国戚和权豪势要云集之地，这些通天人物往往擅作威福，无法无天，极难秉公究治，弄不好反会遭其倾陷，受不白之冤，这对包拯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考验。

包拯以特立独行、公正廉明著称。他依然故我，上任伊始便兴利除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终于成为传颂千载的“包青天”。其主要政绩如下。

（一）整顿吏治，改革诉讼制度。

开封府旧制，“凡诉讼不得经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即，凡到开封府喊冤告状的人，不能直接走向大堂向府尹递状申诉，必须交给当值府吏转呈，是否受理、何时审理要等候府吏通知。而府吏往往借此大做手脚，收受贿赂或敲诈勒索。如果诉讼人家贫，送不起钱财，即使递上状纸也如石沉大海，有冤难申。社会上谚语“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即指此而言。再者，由于府吏认钱不认人，可以与有钱有势的被告“因缘为奸”，蒙蔽府尹，造成冤假错案。

包拯对衙门的腐败洞若观火，他一上任立即革除了这项弊政。规定，凡是坐堂日，“开正门，径使（诉讼人）至庭，自言曲直”。也就是允许告状人直接到大堂向府尹递状纸，当面陈述冤情。这样，“民径自趋庭至尹（府尹）前，无复隔阂”，既方便又有利于冤民告状，府吏也失去了从中营私舞弊的机会，长官断案也就容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了。包拯断案“号为明察”，除了他公正无私、执法如山之外，这项诉讼制度的改革也是重要因素。由于诉讼制度改革深得民众赞扬，便演义出“包公倒坐南衙”的一段佳话，意为包拯行事处处与贪官污吏不同，正邪分明，并非真的“倒坐”而将衙门口向北开。这项诉讼制度的改革，看似简单，实际上对于严格执法、公正断案有重要作用，在司法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二）刚正不阿，开通惠民河。

惠民河，又称蔡河，是当时流经开封城的4条河流之一，其运输能力和排水量仅次于汴河。惠民河从开封西南广利水门入外城，到里城西南城角折而向东，经过朱雀门（里城南门）外龙津桥下直到里城东南角，由普济水门出外城，流向东南，经过陈州、颍州（今安徽阜阳）直到寿春。这条河对开封的经济生活极为有利，每年运粮60万石，“为人所仰”。但是，由于疏导不力，蔡河不断暴涨，威胁京师安全，给军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包拯权知开封府不久，连降暴雨，蔡河泛滥，比去年更为严重。洪水从安上门灌入，直冒城郭，“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包拯一面率领军民抗洪抢险，保城安民，一面亲自带人查询蔡河泛滥原因，以便根治。当他确切知道是朝廷“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时，立即果断下令，将所有跨河滩的楼台、花园和水榭，不论何人所建，尽行“毁去”，以泄水势。河道一通，洪水威胁很快解除，京师军民一片欢呼赞叹。事情并不难办，前几任府尹为什么解决不了呢？原因在于他们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不敢得罪炙手可热的中官势族。

包拯疏通惠民河的壮举，保障了京师安全，军民拍手称快；而拆除水榭花园的中官势族却极为不满，又因其理亏，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便放刁使奸，伪造地契，与包公纠缠。包拯毫不让步，派人实地测量和验证，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弄虚作假、妄图永远侵占河道的行为，并上奏朝廷，对其一一进行惩处，严厉打击了中官势族的嚣张气焰。如此一来，包拯声名大振，“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包拯成了皇亲国戚、显官臣宦闻名丧胆的铁面人物，也成了平民百姓无不知名、刚正不阿的“包青天”。

（三）不通关节，以威严治京。

包拯权知开封府时间并不长，但他将京师开封治理得“令行禁止”，“吏民畏服，远近称之”，其经验很值得研究和探讨。首先是排除干扰，杜绝“走门径”等不正之风，依法治京。包拯办理公务，“至于干请，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即，谁要向他“通关节”“走门径”，不论亲朋故旧或者高官显宦，一律严加拒绝甚至当面折辱其一顿，以绝其私念。故人们称他“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民谚云：“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无论何人，欲要徇私而向他“有所关白”，他便当面“折辱人”，毫不留情面，真可谓“铁面无私”。包拯如此依法治京，怎能不“令行禁止”“一派清肃”呢？

其次是亲自判案，明于公断。本来，一般案件都是由司录司或左、右军巡院审理，不必由府尹亲自处理。但包拯不然，上述机构审结后，他还要亲自过堂复审，以免有误，尤其是改革诉讼制度后，诉讼人可以直接向他递状并当面陈述就更是事必躬亲了。这样，几乎是大小案件都问了。据史料记载，有几件小案他断得极为明敏。如，两个酒友饮酒，一人趁其醉昧了对方的金子，对簿公堂。包拯一边审理，一边派人暗自去家找其老婆，佯称其丈夫已招认，让来取金子。他老婆信以为真，拿出了金子。包拯在大堂上将金子一亮出来，那人马上低头认罪。还有一平民告某大官借其家宝物不还，包拯在状上批示“速偿还”。可是，平民找到那位官员要宝物时，此官员竟置之不理，仍然耍赖。包拯马上派公差持开封府文牒传讯被告，这位大臣见包拯动了真格，立即将宝物归还原主。

最后是严厉打击为非作歹的泼皮无赖，维护京师治安。包拯以威严震动都下，人称“包孝肃尹京，人莫敢犯”，足见其成效显著，京师太平。但是，这也招致了一些横行霸道的地头蛇和抢劫犯的不满，他们企图给包拯点颜色看。一次，京师失火，包拯正指挥军民紧急扑救，突然出现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提着水桶向包拯反复请示：“取水到甜水巷呢？还是到苦水巷？”他们轮番纠缠不休，耍弄包拯。包拯细心观察，见他们挤眉弄眼，一个个鬼头鬼脑，知道是一批小恶棍，故意来捣乱的，便立即命侍卫将其中一个领头的抓起来，以破坏救火罪当场斩首，其余歹徒抱头鼠窜而去。这是包拯唯一的一次先斩后奏案例，而且是在紧急情况下的特殊处理。由于包拯治京极严，无赖歹徒不敢胡作非为，更不敢以身试法。因此，京师治安大为好转，社会秩序井然，“一派清肃”。

四

包拯权知开封府至嘉祐三年六月，迁官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即御史台长，朝廷最高监察官）。他主持开封府虽然只有一年多，却是一生中最负盛名的时期，“包青天”“包龙图”“包待制”等几个响当当的美称，即由此而得，传颂古今。继包拯之后权知开封府者，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正直人物，即翰林学士、文坛领袖、政治改革家和清官欧阳修。包拯和欧阳修先后相继权知开封府，前者以威严震动都下，后者以宽简誉满京师，两人治理各有千秋，人皆称颂，传出一段“包严欧宽”的佳话。

所谓“包严”，指包拯以威严治京，刚直不阿，铁面无私。不论是贪官污吏、地痞豪强，还是显官巨宦、亲朋故旧，他都违法必究，予以惩治，绝不允许“通关节”“走门径”，有如“铁面阎罗王”。人谓其“笑比黄河清”。就是说，要想见到包拯的笑容，除非黄河变清，可见其威严十分出名。

所谓“欧宽”，指欧阳修以宽简治京。欧阳修是文章宗师，为人正直而忠厚，誉满朝野。有人知道他崇尚宽简，便问他：“前政（指包拯）威名震动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京城长官）之风采，公（指欧阳修）未有动人者奈何？”欧阳修答道，“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势必不逮，吾亦用吾所长耳”“闻者称善”。欧阳修治京，政务注重简便易行，顺理成章，不搞繁文缛节，以便民利国为原则，扶正怯邪，赏罚分明。结果，欧阳修与包拯殊途同归，也将京城治理得很好，“民安其不扰”“吏民称便”。

有人见欧阳修治京十分成功，又问他：“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何也？”欧阳修答道：“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他的回答中肯而在理，令人悦服。《宋史》赞欧阳修：“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

“包严欧宽”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开封知府刘书元在《包欧二贤祠碑记》中写道：“二公（指包拯与欧阳修）之性情虽异，而辅世匡时，安民察吏，其公忠之心则一也”“皆功勋昭著，照耀古今”“为官者皆宜奉为准则”。后来，历代开封府，都在其照壁两端各建一个小牌坊，左书“包严”，右书“欧宽”，表示对包、欧二位先贤的敬仰，并作为自己从政的楷模。从金元以来，开封府内都建有包公祠，至清代改建为包欧二贤祠，还在祠堂的东偏院安置发审局机关，以便在承审官断案时向包、欧二公学习。并要求“严而思包严之道，宽而思欧宽之由”，以包、欧二公为榜样，公正无私，依法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