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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8月20日左右，我们②奉到第五战区司令部命令，向许昌一带兼程前进，接受该地区日军投降。奉命之后，当即命令第五十五军向许昌以南的临颍前进，命令第六十八军向许昌以北的和尚桥前进，总司令部向许昌前进。我们总部离开郧阳之后，经过白桑关到达淅川，当时丹江水涨，渡河船只甚少，刘汝明带着少数人过江进入县城，我带着总部各单位沿丹江南岸前进，到马湾、宋湾一带宿营。在这里等了两天，江水仍然很大，乃找来一些船只，搭载人马渡过丹江，到达马蹬，与刘汝明会合后，即经师岗、贾宋、侯集，到达南阳，我们仍然住在刘相公庄一带。离别半年，重回旧地，不禁感慨万千。这里的日军，已向许昌一带集中，遗弃军用物品很多。我们在南阳休息了一天，继续经方城、叶县、襄城，向许昌前进。在经过襄城时，田金凯同一个姓关的来见刘汝明，因为田当师长时，我曾在他那一师工作过③。所以他们先来找我。据说关某曾当过田金凯的军需处长，离开军队后，在舞阳县北舞渡开了一个烟厂。1944年舞阳沦陷后，他为了保护烟厂，收集了部分民团队，接受了敌伪番号，成为所谓“皇协军”。现在日本投降，他走投无路，特请老长官田金凯领他来见刘汝明，请求刘设法替他减免罪责。他们见过刘汝明后就走了，也没有再来见我，不知道刘是如何答复他的。解放后，我曾听到传言，说田金凯在郾城县被镇压了。但前几年忽然接到田的儿子来信，说他父亲解放后住在武汉，几年前才病故了。
总部到达许昌之后，刘汝明住在北门里一处房子里，我和参谋处住在东关外汉奸徐立吾一所大院子里，他一家人都逃往他乡，三进大院已无人管理，我住在前院客厅里，参谋处住在后边两个院中。参谋处有两个人会说日语，我派他们去向日军领导机关接头，得知驻在许昌的有日军独立第九十二旅团和一个铁道警备队，旅团长和队长都是少将级，姓名我忘了。另外还有仓库，除了储存军用品外，还有大量布匹等。我们当即向这两支部队下达了令其缴械投降的命令，大意如下：一、本总司令奉命接受驻许昌日军的投降。二、驻许日军立即将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军用物资，交由第二兵站分监部接管。三、日军官兵缴械后，集中在指定的战俘营中居住，由中国军队看管，非经批准不得外出。四、日俘所需食用物品，由第二兵站分监部负责供给，等等。我把日军两个部队的参谋长叫来，当面把命令交给他们，他们还献给我日本军刀一柄，没有举行受降仪式。同时命令兵站分监部负责接收。在接收期间，因为没有严格规定，有些汽车、马匹、枪支、货物等，流入了私人之手。当时南京传来消息，说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贪污敌伪物资，被何应钦枪毙，有些经手人受到震动，胆子可能小了一点。但后来知道，前项消息是假的，有些人认为“上当”了。过了不久，第五战区长官部到达漯河，派人来接管了战俘营和仓库。
军委会本来规定河南省由第五战区接收，但第一战区胡宗南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却捷足先登，派部队迅速进占了郑州、开封等地，并委派了郑州、开封的警备司令。经军委会命令他把郑、汴交给第五战区，他才把军队撤到洛阳，当时刘峙命令第二集团军派一个师到开封接防，刘汝明指定第一四三师前往，此时黄樵松准备回第三十军。第一四三师师长由崔贡琛继任，他带领第一四三师前往开封，并兼任开封警备司令。原为汪伪军的驻商丘一带的张岚峰部，已由蒋介石委为先遣军，划归第五战区指挥，他派参议张子修（维礼）到第二集团军来联络。张子修是我的老同学，未到张岚峰部以前，曾在第六十八军当过参谋长，在我们总部熟人甚多。张岚峰在抗战前，也曾随刘汝明工作过，他们希望归刘指挥，刘也想把这部分队伍接过来，但须刘峙同意才行。刘汝明答复张子修，需要慢慢说，张就回商丘了。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任命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负责接收北平、天津及河北省，并接受该地日军投降。孙连仲奉命后，即到新乡组织长官部及省政府，准备开往平、津、保等地。孙连仲自己则乘飞机先往北平，留下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及参谋长宋肯堂，指挥部队沿平汉铁路北进。这时鲁崇义带领第三十军，由湖北开往新乡，在他经过许昌时，我对他说：河北大部分地区都被八路军控制，你们沿铁路前进，恐怕不容易通过吧。他说：我们几个军齐头并进，兵力强大，不会有多大问题。他们从新乡出发后，还不断给我们来电报说“进展顺利”。但过了几天，就听说他们几个军在马头镇一带都被八路军打垮了，结果高树勋率部起义，马法五被俘，鲁崇义逃回新乡，收容残部，然后开到陕西整补。
大约在9月下旬，第五战区在漯河召开军事会议，第二及第二十二两个集团军的师长以上军官全体参加。会议的任务是庆祝抗战胜利和受降任务完成。另外是命令各军，把黄泛区以西共产党的部队“肃清”，以保交通安全。会后，第五十五军部队向周口、项城一带前进，第六十八军部队向鄢陵，尉氏一带推进。当时黄泛区以西，只有少数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活动，国民党部队一到，他们就退往泛东了。两个军分别封锁住通住泛东的各渡口，就算完成任务了。
这年初冬的一天，老朋友吕向辰忽然从西安来看我，在机关谈叙了一会之后，他约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密谈，他说：“我这次来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希望你策动刘汝明向高树勋学习，率部起义，反对内战；另一项是希望你参加共产党，履行入党手续。”我说：“关于第一项，我认为现在策动刘汝明起义，没有可能。因为刘思想顽固，对共产党不了解，而且他发了很大的财，自然会怕被‘共产’，而且蒋介石表面上还有强大的力量，他妄想靠蒋升官发财，必不肯叛蒋投共。至于第二项，你知道我历来是赞成和钦佩共产党的，但究竟进入党内好，还是留在党外帮助党工作好？你容我考虑考虑，明天再答复你。”我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次日到旅馆对他说：“我这个人不会做秘密工作，心里有话藏不住，如果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恐将会对革命造成损失。我听说共产党有铁的纪律，而我没有受过党的教育，对于党纪党法知之甚少，难免有所违犯。如果暂时留在党外，心情比较坦然，说话做事胆子都大一些，不怕别人抓住把柄。所以我觉得暂时不加入组织为好。今后共产党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尽力而为。”他说：“你知道我来一趟不容易，和我同来的还有一位共产党的负责同志，他有吸收党员的职权，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希望你还是履行入党手续为好。”我说：“来日方长，以后再说吧。”他说：“你既然愿意留在党外，那就以后再说吧。”最后他说，还要到开封去看看崔贡琛和邹桂五，叫我写封介绍信带上，以免路上有人盘查时被留难。我写好信交给他，他就走了。读者会问，为什么吕向辰和我一见面就劝我履行入党手续呢？这是因为抗战以前在南京时，张锋伯就对我说过，他和吕向辰已向共产党组织介绍我入党，可是不久我就离开南京，所以把此事搁下了。此次吕向辰是旧事重提，所以直接了当。但我当时革命思想不坚决，加以携带家眷，所以顾虑重重，以致错过了机会。
到了这年12月，军委会下令将第五战区长官部改为郑州绥靖公署，由漯河移驻郑州，刘峙为绥靖主任，张轸为副主任，赵子立为参谋长。同时把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改为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刘汝明为司令官，田镇南、曹福林、米文和为副司令官，划豫东、鲁西南、冀南地区共42个县归第四绥靖区管辖。接到这个命令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脱离该部的好机会，而且可以避免卷入内战，所以立即向刘汝明提出辞呈，理由是抗战八年，心力交瘁，现又腰腿疼旧疾复发，需要长期疗养，绥靖区参谋长一职，请另简贤能担负。呈文送去之后，刘汝明立即表示挽留，并派郭天民、郭绍衡、李振翊等前来劝说，我表示实在不能干了。最后刘汝明说，无论如何也要帮他把绥靖区司令部组织起来，然后再离开，我只得应允了。绥靖区司令部编制较大，设有第一、二、三、四处和政务处、经济处、副官处、军法处等八大处，第一处管人事、第二处管情报、第三处管作战、第四处管后勤，因为绥靖区对地方有指导、监督权，所以增设政务、经济两处，副官处的人事科改为第一处，其余业务不变，军法处业务不变，处长以上人选，都是刘汝明提出的，科长人选及科以下人员的调配，由我提出名单，经刘汝明批准决定。刘汝明仍把我定为参谋长，把原参谋处长杨然定为副参谋长，第一处处长为肖连润（保定军校毕业，曾在第六十八军当过师参谋长），第二处处长为李诚一（原是军委会派来的联络参谋），第三处处长是孟恒昌（陆大毕业，原参谋处第一科科长提升），第四处处长张德荪（陆大毕业，曾在第六十八军当过师参谋长），副官处长郭天民，军法处长李振翊，政务处长和经济处长，因无适当人选暂缺。此外兵站分监仍由郭绍衡担任，编制未动。全部名单经过刘汝明和我研究确定后，就以命令正式发表，接着各处着手编组，交接业务，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划，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就正式成立了。
1946年春节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国民党部队师长以上军官全要参加，郑州绥署所属部队从郑州乘专列火车前往，在途经徐州时，徐州绥署主任顾祝同设宴招待郑州绥署人员，宴会后一同前往南京。到南京后，集团军以上将领住在励志社招待所，军、师长则分住各饭店旅馆中。会场设在国防部大礼堂，蒋介石亲自主持每场会议。他首先讲话，对抗战胜利表示庆祝，对全体将士表示慰劳。接着各战区各绥署各集团军的主官或参谋长报告受降经过及部队情况，我也代表第二集团军作了简短的汇报。蒋介石于听完汇报之后，提出了一个整编部队的方案，内容是军缩为师，师缩为旅。他说：抗战胜利了，国家养不起这样多的军队，必须逐步整编减少，以缓解国家财政负担。他问大家有无不同意见？台下无人发言，他忽然站起来说：赞成的请起立！大家都站起来了。谁敢不站起来？他说：全体一致通过，大家回去后立即按此方案整编。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坐在大礼堂前的一把藤椅上，叫军长以上将领一个一个站在他的旁边合影。当时我想，我究竟算不算军长以上，自己也说不清楚，而且对这位先生没有好感，所以躲在大礼堂内闲玩，不想去照。刘峙忽然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去照像？我说，我可以照吗？他说军长以上都要照，你快去照吧！我这才去与蒋先生合照了一个影。当天晚上，军委会在励志社举行盛大的宴会，除了与会全体人员外，南京政府各院部首脑也来参加，当蒋介石步入宴会厅时，大家起立欢呼“蒋委员长万岁”。蒋则止步肃立接受“欢呼”，“欢呼”停止后，他才人席。这是我从来未见过的场面，不知向哪一国学来的？
会议闭幕后，我们就返回许昌。过了不久，军委会发给我两枚勋章，一枚叫“忠勤勋章”，一枚叫“胜利勋章”。这年3月间，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就由许昌迁到开封，驻在开封东南郊干河沿营房里。这个营房是日本军队修建的，院子很大，南北各有一座大楼，刘汝明住在南楼，我和各处住在北楼，两边有几排平房，由特务营居住。第五十五军开到淮阳一带，第六十八军开到陈留、兰封、杞县一带，分别开始缩编。整编后，第五十五军的名称为整编第五十五师，下辖第二十九、第七十四、第一八二等三个整编旅。第六十八军的名称是整编第六十八师，辖第八十一、第一一九、第一四三等三个整编旅。同时驻商丘的张岚峰部也正式划归第四绥靖区指挥，该部当时的番号是第七纵队，下辖三个师，由王康德、陈扶民、黄宗颜三人分任师长，这三个人都是我的老同事或老朋友。该部是新收编的汪伪部队，不在这次整编之列。我初到开封时，家属住在吴胜角关闭了的一个旅馆里，陈扶民在省府后街新买了一处房子，他说要送给我住。我说，我先借用吧，就搬到那里去住了。那房子在山东会馆西侧，是个三进院，有20多间，但已很陈旧，有些房间漏雨，需要修理。
那时我的家乡枣强一带是老解放区，我作为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不能回家乡探亲。以后听说，我的两个孩子同他母亲住在北平，因为他们的外祖父在北平华北银行工作，全家都住在北平，所以他们也依靠外祖父家，到北平去上学了。我在开封把公私事务安排就绪后，就决定到北平去看看，并想设法把父母接出来见见面，还想就此辞去参谋长职务。当时李静之已把南阳的《前锋报》社迁到开封，与郭海长的《中国时报》合出联合版。他和郭海长都是河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与共产党有一定的联系。有一天李静之到我家闲谈，我向他表示不想当这个参谋长了。他说：蒋介石决心打内战，看来国共大战已不可避免了。现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已丧失人心，而共产党却受到人民的拥护。古人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看蒋介石是打不过共产党的。我们要想在共产党胜利后能站住脚，现在就要为共产党作出贡献。我认为你在刘汝明部当参谋长，是有条件为共产党作贡献的。因此，我希望你继续忍耐，不要放弃这个地位，尽力为共产党做些工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没有再次向刘汝明辞职。到了5月间，我向刘汝明请假，去北平看看。行前，他还给李宗仁（当时任北平行营主任）、孙连仲（当时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熊斌（当时任北平市长）各写了一封问候信，托我带去。
我从开封先到南京，从南京搭乘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到达南苑机场时，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副官处长隋兆善（瑞征）并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来接，把我带到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住下。这里是河北省政府的临时办公地点，并设有战区的招待所。次日到长官部去见孙连仲，长官部驻在护国寺街东头的一个王府里，见到孙连仲之后，把刘汝明的信交给他，并把第二集团军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说：你先在招待所住下吧，等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又一天到中南海居仁堂去见李宗仁，先看到行营副官处长张寿龄（荷舫）和参谋长王鸿韶（真吾），我代表刘汝明向他们问候。见到李宗仁之后，我把刘汝明之信交给他，他表示感谢，并问了第四绥靖区的情况。又一天去北平市政府看熊斌，市政府当时在中南海西四所，见面之后，他很热情，我把刘汝明的信交给他之后，谈了一些情况。我见他很忙，就告辞了。第二天下午他请我到他家中吃便饭。他住在后门外帽儿胡同一所大宅院里，据说是冯国璋当总统时的公馆，花园中有山有水，有亭台楼阁，我们就在一个亭子里吃饭。他说：这个时候当市长实在太难，天天有人要钱要东西，好象每天都是“大年三十”。
当时，在北平我的朋友很多：张知行当第十一战区兵站总监，时得霖（润田）当河北省政府的秘书长，乜子彬（森昌）当河北省政府保安处长，何章海和金典戎在长官部当高级参谋。池峰城当保定警备司令，那时也住在北平南长街一个靠河沿的院子里，客厅里摆了古玩字画等。金典戎住在东城一所洋式平房带花园的院子里，客厅里也摆满了古董。其他人也住着宽敞的公馆，看来都象是发了财的样子。此外还有许多同学和朋友，不能一一列举了。我和他们久别重逢，免不了来来往往应酬一阵子。
当我到达北平之初，就托人往家乡带信，请我的父母来北京相见，等了十几天之后，还没有消息。那时张华堂当沧州专员，沧州距我的家乡较近，我的父母有可能经过沧州来北平，所以我就前往天津，住在沧州专署驻津办事处，打电话给张华堂，请他每天派人探问一下，有从枣强到北平的人没有？在天津又等了几天，仍旧没有打听出消息来，就返回北平了。有一天，孙连仲单独找我谈话，他说，第十一战区现在全是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实际上由蒋先生直接指挥，战区不过传达传达而已。原来想把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高树勋部调来，结果没有办到，所以我这个司令长官不能有所作为。第二集团军是我们的基本部队，又加上张岚峰那一部分，是有相当力量的，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帮助刘子亮④，把部队整理训练好为宜。至于你的父母来到北平和孩子们的生活问题，我会派人照顾安排的，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说：谢谢你的指示和关怀，我准备准备就回去。又过了几天，我就离开北平到天津，搭乘三北公司的轮船往上海，再由上海到了南京。那时冯玉祥先生已经从重庆回到南京，住在五台山附近的一所房子里。我到那里去看他，并把第二集团军改为第四绥靖区的情况，以及我去北平见到孙连仲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他说：蒋介石决心打内战，我劝说他也不听。我决定到美国去考察水利，我这里的手枪营想交给刘汝明，你回去就叫他派人来带走吧。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希望你们好自为之。他留我吃过午饭之后，我就告辞了。我在南京没有多停，就坐火车返回开封。
我回到开封时，已是7月上旬，大规模的内战已经开始。当时第四绥靖区部队，正在向泛东地区的解放军采取攻势，第六十八师由杞县向南，第五十五师由淮阳向北，张岚峰部由宁陵、睢县向西，采取包围态势，企图将该地区解放军消灭。在各部队正向前推进时，冀鲁豫边区的解放军，突然向陇海铁路沿线发动攻势，一路占领民权后向商丘进逼，一路占领兰封后向开封前进。当时刘汝明派第八十一旅旅长葛开祥率部在招讨营布防，阻止解放军西进，曾发生激战。第六十八师主力也撤回陈留一带集结，张岚峰部主力也退回商丘，第五十五师则集结于睢县一带。冀鲁豫边区解放军，在完成解救泛东解放军任务之后，主动撤回曹州（荷泽）一带。第四绥靖区部队又进占兰封、民权及铁路沿线各地。接着刘峙调来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整编第三师赵锡田（据传说他是顾祝同的外甥）部，准备向曹州进攻，第四绥靖区司令部也奉令进驻兰封。当时郑州绥署的部署是：整编第三师为中路军，由兰封经考城、黄家集大道向荷泽前进；第四绥靖区的整编第五十五师为右路军，由民权向定陶前进；第五绥靖区的整编第四十七师陈鼎勋部为左路军，由长垣经东明向荷泽前进。但整编第三师自恃武器精良，装备齐全，有轻敌思想，不与左右友军联系，就冒然前进，在进至黄家集附近时，突然遭到解放军四面包围，猛烈攻击，整三师猝不及防，很快就被解放军消灭了，该师师长赵锡田只身逃回兰封，惊呼“共军真厉害！”遭到这次惨败之后，蒋介石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免去刘峙郑州绥靖主任之职，命令徐州绥靖主任顾祝同兼郑州绥靖主任。
顾祝同到郑州后，又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进攻曹州。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在兰封正作准备时，刘汝明忽然对我说，国防部来电调你去南京中央训练团兵役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可能去当师管区司令。这件事来得很突然，我想如果刘汝明不向国防部建议，国防部是不会指名调我的，但他事先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不知是何缘故？我又想，叫去就去吧，到南京看看也好。于是我回到开封，安排了一下家务，就前往南京。
当时中央训练团在孝陵卫南边的营房里，教育长为黄杰，兵役训练班的主任由兵役署署长徐某兼任。我们这一期共有100多名学员，同学中有我的老朋友聂松溪，他是第二绥靖区（王耀武部）的参谋长，学习内容主要是各项兵役法规，一个月结业。结业前，三青团中央派人来讲话，希望大家加入三青团，并每人发了一张申请表。我问聂松溪，咱们都是老头子了，还加入三青团干什么？他说，兵役机关是地方单位，大概可以对三青团起指导作用，叫填表就给他填吧。于是我也填了一张表交上去了。因为结业后没有派我做兵役工作，所以也无人再提此事。结业时，黄杰教育长先点了一次名，他见我腰有点弯，点名找我去谈话，问是什么原因？我说是当兵时受了风寒，曾患关节炎，早已好了。接着参谋总长陈诚又来点名，仔细验看了每一个人。最后由黄杰把我们带到总统府，由蒋介石亲自点名。结果大部分学员都分配到兵役机关工作，我被留在中央训练团，办理退役手续。这时我回到兰封，向刘汝明报告经过，他听后表示诧异不解，说中央不应仅从外表取人。
我回到开封家中，已无事可做，仔细想想这次变动的来龙去脉，才感到其中是大有文章的。回想在抗战时期，刘汝明对于从冯玉祥左右来的人是非常相信，也敢于重用的。例如对崔贡琛，不仅长期用他当参谋长，而且还当了师长。又如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被他找来当团长，冯玉祥的女婿谷云明，被他邀来当师参谋长，冯玉祥的内弟李连海，被他请来当参议。还有冯玉祥左右的邹桂五、张公干、张文彬等，也被委为师参谋长、团长等项职务。我本来是被孙连仲邀到第二集团军来的，在孙被调走后，他坚决留我当他的参谋长，对我也是相当信任的。但抗战结束，内战开始，而且冯玉祥出国后，他对从冯先生那里来的人，态度明显地改变了。首先把冯洪国送陆军大学学习，其次把崔贡琛调往四川做后勤工作，李连海、谷云明看到风头不对，也相继走了，邹桂五也被迫退役了。在第二集团军中，可以说我的“冯玉祥派”色彩最重，蒋介石、何应钦、陈诚以及他们的左右都知道我和冯的关系，对此刘汝明心里也明白，因而就急于设法将我调走，兵役班不过是一个台阶，最后决定叫我退役也就毫不奇怪了。
当时有些朋友认为，我刚刚40岁，作为一位将军，正在年富力强，就被迫退役，太不公道了。我自己则心平气和，觉得自己早就不想当这个参谋长了，只因为有些朋友希望我利用这个地位，相机劝说刘氏兄弟起义，为革命做些贡献，才忍耐着干到现在。而且我深深地了解，刘汝明发了大财，是不可能起义的。刘汝珍的思想虽灵活一些，但自己作不了主，又不肯与他大哥决裂，叫他起义也没有多大希望。而且我再干下去，就不能不卷入内战，如果被打死，岂不冤哉枉也。这样离开国民党军队，应该念声“阿弥陀佛”！
过了1947年的春节，我又去南京，到中训团办退役手续，领到了退役证书和400多万元法币（当时1万元约等于1元银币）的退役金。当时法币每天都在贬值，只有立即买成东西才能保值，我马上带着钱跑到上海，托朋友买了十几令白报纸，托转运公司运回开封。以后陆续卖掉，补贴家用。回开封后，持退役证到郑州团管区报到，以后由那里领取退役俸，按少将薪饷半数发给，每半年发放一次，领到手已不值钱了。刘汝明为了安慰我，按月补给我半薪，又给了我一个总参议名义。从此结束了我22年的军人生活。
注释：
①此文原为《宋聿修回忆录》第十七章《胜利之后》，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作者时为第二集团军参谋长。此时第二集团军下辖第五十五和第六十八两个军，刘汝明为总司令。
③作者于1927 -1928年在国民联军援陕第五路军骑兵第一师工作，田金凯时为该师师长。
④刘汝明字子亮。
作者简介：宋聿修（1906-1992），原名宋秀德，字聿修，河北枣强县人。北平陆军大学第9期毕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25年7月，考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追随冯玉祥将军，历任国民军骑兵第一师参谋、团副，冯玉祥部教官、高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国民党军委会少将高参，第二集团军少将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监委、民革河南省委副主委、民革开封市委主委，开封市政协第四、五、六届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撰写《宋聿修回忆录》。1992年1月，因心脏病在开封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