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一九三○年（民国十九年），武汉西湖编遗特派员公署派我到宜昌工作，春末到南京去见蒋介石，蒋叫我在京候命。后来蒋叫我与孙祥夫（注）一同到天津工作。蒋对我说：“你要很好的跟他们工作，不要多说话，孙祥夫住在中央饭店，你可去见他。”当天下午我去看孙祥夫，孙对我说：“校长派你跟我工作，我很高兴。”孙问我：“校长对你还交待了啥？”我回答说：“校长叫我跟你好好工作，要听话。”孙笑着说：“我与校长是老友，是盟兄弟，我办完手续就走，你可以来这里一同吃饭。”我答应了。当时我在南京听到不少新闻：听说汪精卫在北平召集扩大会议反蒋，汪的改组派人员都到北平活动去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也派人到北平参加了会议；山西阎锡山也参加了会议；又听说张学良的东北军也要参加。还听说总部秘书长邵力子带十万元亲自到上海去找樊钟秀劝他跟着南京中央干，樊钟秀见到邵力子，当面对邵力子说：“这钱我不能用。”邵说：“中央对你很关怀，总司令对你尤为器重。”樊说：“明人不做暗事，我在上海不能过了，回到河南就有钱花，请你把钱送回中央吧。”邵力子回到南京后，樊钟秀即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了。
我在中央饭店孙祥夫处见到了福建保安处长杜起云，孙祥夫介绍说：“校长派他和我们一起到北方去工作。”我说：“那就太好了，又添了一位重要人物。”我们在南京没停几天，就来到上海。这时我才知道孙祥夫、杜起云与上海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都是朋友。在上海没有久停，我们一行即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到天津后，住在租界地的饭店里，这时孙祥夫在天津的朋友全都来了，应酬了几天后，才在日租界租赁了四层楼一处房，并在英租界、法租界旅馆里均开有长期房间，专为招待各方友好之用，以便在天津开展工作。我初到天津，一切均感到不便，尤其是对这种秘密工作，总是担心害怕，不敢走出租界一步，老是害怕有人在后边跟踪，真是有点做贼心虚。加上孙祥夫告诉我无事不要去“中国地”。我除了在租界地自由活动外，不敢越雷池一步。
一、在天津开始工作
当时我感到这种秘密工作很不容易，因为来往接触的人物，都是“不可知数”，谁代表谁不知；谁想干啥也不知；谁真谁假一概不知；每天只是送往迎来，忙忙碌碌。有一次孙祥夫与我秘谈，要我往太原去见杨爱源，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他，而且路过北平时，若遇见我的改组派的同学，就不好办了。”孙祥夫说：“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再说吧。”但我们在天津时对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当时我们知道南京中央已派吴铁城到奉天拉拢张学良，因为当时张学良态度不明；也知道阎冯派两代表到奉天活动。同时还知道方本仁到天津转北平往太原，又到奉天，代表南京中央活动。方本仁原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江西省长，人事关系复杂。我们还知道中央让国术馆长张之江秘密派人与西北军主要将领联系。又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派员与西北军政人联系，叫他们立功归顺南京中央。
二、双方军事部署情况
我们在天津工作几个月后，了解到双方的军事部署情况，南京中央总司令部进驻陇海铁路商丘车站，总司令部工作人员均在专车上工作。刘峙的第一路军驻在津浦铁路衮州车站，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驻济南，韩的第三路军部署在德州，何成濬部部署在京汉铁路的郾城站，而北平的扩大会议军事部署由冯玉祥、阎锡山负总责。阎锡山的晋军主力在津浦铁路方面。在许昌前线负责者是樊钟秀，他回到河南后重新召集旧部和杂乱地方武力组成方面军反抗南京中央。冯玉祥驻开封，西北军全部兵力驻在陇海铁路一线，在民权县构筑阵地。冯玉祥经常到前线亲自指挥。孙殿英部队驻在亳州城，以威胁商丘车站总部的左翼。汪精卫的改组派实为阎冯傀儡，也是北平扩大会议的样品罢了。
三、在天津知道的阎冯部队作战情况
在天津搞特种工作，对阎冯部队调动情况作战情况，略知概况，叙述如下：我们知道冯玉祥个性很强、训练有方、作战力强、善抚士兵、所谓“善将兵，不善将将”，最后以失败告终。其兵力约廿余万人。阎锡山旧学底子不错，有谋略，无远虑，眼光短浅，善于做官，部落思想严重，自搞一套。如山西铁路与国家铁路不一致，铁轨窄一点，外省运输军队、物资等到山西内部，必须另换山西自制的火车头及车厢。又如山西兵工厂完全是日本式口径的武器，该省警政及乡村治安均自搞一套，谁也不能到山西活动一下。阎锡山的部队大约有二十余万人。在中原战争时，阎的部队，布署在太原到北平、天津及山东一带，阎曾几次到前线指挥。冯玉祥住开封，他的主力部队在民权县一带，孙殿英驻毫州。在许昌驻有樊钟秀的地方武装，无军纪，起游击战作用。在当时的津浦铁路线与京汉铁路线，战争并不紧张，惟有陇海铁路民权县一带战争最激烈。因为南京中央军事中心设在商丘车站。双方的主力作战部队，均集中在陇海一线，我们在天津巳知战争不久即可决定。而且知道胜利一定属于南京中央，因为张学良即将进关。至于扩大会议完全是大杂烩，军事力量不统一。既无空军，也无海军，更无经济力量，而且意志不统一。我们在天津听说南京中央已派代表吴铁城到奉天，大力活动，大量花钱，将张学良内外前后左右及有关女人全都买通。在少帅起床后，一有空时，其左右人员立时打电话请吴铁城到少帅公馆吃喝玩乐。当时阎、冯也派有代表在奉天活动，但是他们会见少帅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因为阎、冯的代表一到少帅府，即遭到警卫人员的阻拦，只说：“南京中央代表正与少帅谈话，不便报告。”便挡驾了。这些情况都是吴铁城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到秋后，奉天的绝密消息传到天津，说是张学良决定进关调停。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如释重负，都很高兴，认为大局已定，大战即将结束，专等南京来电。不久南京果然来电叫我回京。我接电后，即从天津乘船到上海转南京，稍事休息，即赴河南商丘车站，向总司令部汇报在天津的工作情况。我休息一时，即往津浦路兖州车站去看刘峙，刘当时告诉我说：“第一路军全部调京汉线，津浦路交给韩复榘负责，你跟我回河南吧。”我说：“一定回去”。并将在天津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
四、在商邱已知南京中央决心
我知道胜利在即，大局已定。总司令部在军事上重新部署，调第一路军刘峙到京汉线指挥，第三路军韩复榘仍按原计划沿津浦线北进，当时韩复榘虽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但仍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另由河南省建设厅长张钫代理韩复榘的河南省主席职务。省府设在商丘县城内。如此布署，是因张钫与孙殿英私交甚好，商丘车站总部便派张钫代表总司令部，偕同周致祥带十万元到亳州说服孙殿英归顺南京中央。张钫与周致祥到亳州后，将钱交给孙殿英，孙殿英表面上很高兴，派专人对张、周二人热情款待，让他俩住最好最贵的旅馆，吃喝玩乐吸鸦片，尽情享受，还派官兵严加警卫，但不能离开住处。后来周致祥与我开玩笑说：“你没有住过最贵的旅馆吧？”我问他：“你住过多贵的旅馆？”周说：“我住过两千五百元一天的旅馆。”他说：“在亳州与张钫同住四十天、平均每天两千五百元。”最后孙殿英才让张钫、周致祥回商丘车站向总部汇报情况。据张钫谈：“孙殿英虽未明确表明态度，可是他的部队始终未出动和中央军接触。我带去十万元，孙殿英给士兵发了一个痛快的饷。”后来孙连仲部队到亳州城西，因为得知孙殿英官兵使用南京中央钞票，便怀疑孙殿英与南京中央有勾结，始终不敢进亳州，这就使商丘车站总司令部解除了左翼的威胁。也是张钫耍的两面手法。当时为了奖赏张钫的功绩，在商丘车站的总部还发表张钫为第二十路总指挥，而孙殿英更会耍两面手法，既不真打南京中央，又不得罪阎冯，更对得起老友张钫。所以孙殿英一枪不打，而退往山西晋城，保存实力，以便在夹缝中求生存。
五、双方作战情况
我回到商丘后，住在县城内河南省政府中。与张钫、周致祥见过几面，张钫让我当他的省政府参议，完全是名义而已。他们很快便绕道南京、武汉到漯河车站，成立了第二十路总指挥部，召集河南地方民间武力，组织部队。
在当时，双方部队布署，确实是针锋相对的。南京总司令部进驻商丘车站，蒋在专车上指挥，中央部队均在民权县附近构筑工事。双方虽然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但胜败未定。当时老是有一列专车停在商丘车站上，时间很长。来往很多军政人员向总部报告情况，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总部秘书长邵力子随时接见，及时处理。当时车站戒备不严，专车上的警卫人员太少，只有一百多人，另有一个炮兵团驻在车站警戒。我也经常到车站去。在某天夜间，冯玉祥得知商邱车站与商丘城之间，有飞机场，停有十几架飞机，于是派大刀队夜间偷袭飞机场，用大刀砍坏八架飞机。车站上的炮兵立时用大炮向飞机场轰击，才将袭击飞机场的敌人赶跑。第二天一早，我到车站总部看邵力子。邵对我说：“我们有点疏忽。飞机场被敌人破坏了八架飞机，校长已打电话，叫军校军官团立刻来商邱车站”。最奇怪的是在战争过程中，时常发生意外事故。例如军官团所乘的一列专车，经过马牧集车站（重要军需仓库所在地）时，在该站东边，被敌人破坏了半条路轨。在马牧集站火车头上水时，军官团同学偶然发现车站北边约里许有小股骑兵，军官团学生立时下车向敌骑兵发动攻击，当时军官团学生都配带二十发手枪，把骑兵赶跑后，才知道是冯玉祥派骑兵来烧马牧集车站仓库的。因为马牧集是前方作战部队的仓库，只有一个连警卫，冯玉祥才派骑兵去马牧集车站烧仓库的，恰巧遇到军官团路过马牧集车站才解除危。军校军官团到商邱车站后，总部警备才算稍安。可是民权战事很紧张，双方打的很激烈。商邱车站又调教导第一师冯轶佩师长率部到民权县前线加入作战，全师战斗情绪很高。南京还有教导第二师，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兼师长，总司令本想留该师警卫首都南京，张治中为了与教导第一师争功，几次打电话给商邱车站总部，请求调该师到前方参加战争，这样，总部才调该师到民权县参加作战。恰巧遇到冯玉祥亲临前线指挥，冯军攻势猛烈，张治中教导师首当其冲，全部被击溃，张治中来到专车上向总司令报告作战情况。当时我们有几位同学正和邵力子谈话，听到蒋当面质问张治中：“你还有多少官兵？伤亡多少官兵？还剩下多少官兵？”张治中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当时大家真替张治中捏了一把汗，蒋面斥张治中说；“不叫你师来前方，你打电报非要来前方不可，到现在你连收容部队都不会，你赶快回南京去。”
陆军第二师顾祝同仗打的也不好，战场工事因雨下的很大被冲坏了，部队只好撤出阵地，蒋当面质问顾祝同：“谁先撤出阵地的？”顾祝同回答说：“第八团团长赵强华最先撤离的。”蒋说：“立即枪毙。”总之，此次冯玉祥攻势相当成功，当时，第二师师长顾祝同有意推脱责任，不敢为部属负责，竟把该师退出战场的责任推到第八团团长赵强华身上。实则当时撤离战场的决不只是赵强华一个，而赵强华只不过是一只替罪羊而已。后来听该师副官处长谈，他打电话请赵强华到师部后由副官处长招待，赵一再催问：“师长为何不见面？”副官处长总是推脱说：“师长办完事一定来。”快到中午十二点了，副官处备了一桌酒席，请赵强华赴宴。赵问；“你为啥这样客气？准备这样好的酒席？”该处长说：“咱们是老同事，应该。”这时赵强华才感到情况有些不对头，师长为何不来？副官处长为何又准备酒席？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于是赵强华才问副官处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该处长不好告知真实情况最后才说：“你给家中写封信吧！”赵强华马上说：“我革命成功啦！”于是他马上给家人写了一封信。
当时溃退下来最严重的是教导第二师张治中部。该师并未受多大处分，陆军第二师顾祝同败得也很惨，而他们却都未受到任何惩罚，只是枪毙一个团长了事。这真是人间的不平事。当时陇海线、津浦线、京汉线，虽都是双方的战场，但主要战场还是陇海铁路的民权县。其他都是次要的。
六、商邱车站总部的总反攻
一九三○年（民国十九年）秋，张学良的东北军于学忠的部队推进到山海关内。其实我们早巳知道于学忠部在关内活动。部队虽然前进缓慢，可是形势已经大变，刘茂恩的部队巳脱离万选才（当时是扩大会议派的河南省政府主席）率部进入中央军区，并将万选才的族人万奠尊扣押南京中央惩办。同时樊钟秀在许昌已被飞机炸死，其部下由张钫与郜子举分别收编。而京汉线刘峙的第一路军已向前推进到津浦线上，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及马鸿逵的十五路军向北挺进。商邱车站总部下令总攻，其实只不过是佯攻态势。总司令部已发表吉鸿昌为第二十二路总指挥。发表梁冠英为二十五路总指挥，发表孙连仲为二十六路总指挥，庞炳勋为四十军军长。冯的部下除少数部队外，大都归顺南京中央。宋哲元、刘汝明先率部转移到山西，后来也服从南京中央。阎锡山部队逃回山西，后阎锡山赴日本暂避。此次战争，阎锡山损失不大，仍能保存实力。汪精卫逃往国外，其改组派人员散处各省、市，企图再举。冯玉祥表面上说要出国，家际上已潜往山西暂时隐避。张学良进北平后，汪、阎、冯在北平搞反蒋计划全部告终。蒋介石从此武力统一了中国。
事实上，南京中央对冯玉祥部属早就多方策反，如韩复榘早归中央，派为第三路总指挥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又经韩复榘运动石友三师归顺中央，派为第十三路总指挥，据闻石友三是西北军主力部队，重武器多在该部，可见韩复榘在叛冯拥蒋中所起的作用。
在这次中原大战期间，经过人事关系的运用，西北军大部归顺南京中央，只有一小部逃到山西避难，已不起什么作用了。
据我所知，扩大会议反对南京中央的一些人物，一开始就立于失败地位。第一：扩大会议派意志根本不能统一。汪精卫能说不能行，冯玉祥善领兵，不善于领将。不注意战略的运用，更不懂人情，一意孤行；而阎锡山更糟，完全是部落思想，只知有山西，不知有国家。第二：阎、冯处境不利，又不善用策略，当时桂系李、白内心最恨南京中央，表面上却一点也不敢有所动作。东北军张学良，根本拉不到扩大会议这边来，却被南京中央拉走。第三：张学良出兵进山海关后，阎、冯深怕受夹击。第四：武器不精，既无重武器，又无飞机。根据上述原因，怎能不以失败而告终呢？
1984年8月13日于开封
注：
1、武汉西湖编遗特派员公署——疑为“遣”。原文如此。
2、后来蒋叫我与孙祥夫（注）一同到天津工作。——查原文，文后无“注”。
3、刘峙的第一路军驻在津浦铁路衮州车站——应为“兖”
4、在商邱已知南京中央决心——文中既有“商丘”，又有几处作“商邱”，原文如此。建议统一为“商丘”。
5、恰巧遇到军官团路过马牧集车站才解除危——疑为“危险”。原文如此。
